作为《天演论》一书的翻译者，严复在中国思想史尤其是近代思想史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时期，他是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提倡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以挽救中国、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启蒙思想家，是近代以来“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他自幼聪颖，又受家学熏陶，有较好的古文功底。长大后师事黄宗彝，对儒家经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十四岁时，因父亲去世，家道败落，不得不放弃科举入仕，转而入洋务派左宗棠、沈葆桢等创办的海军学校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现代造船技术。他对几何、代数、水重学、光学、电磁学、地质学、军事学、伦理学、音乐等学科知识都有涉猎。1876年，严复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其间他的兴趣逐渐脱离本行，转移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政制和哲学。在这一时期，他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了解非常广泛。他不仅对西欧近代思想家如哥白尼、牛顿、康德、培根、霍布斯、洛克、笛卡尔等有所研究；而且对古代欧洲的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璧鸠鲁、德谟克里特等，也有一定的了解。而这些思想内容对严复影响最巨者，则是当时西欧盛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观点，在英国广泛传播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哲学中的实证论、不可知论等主观唯心论思想。这些见闻与学习经历，使得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更为直接与深刻，比之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仅靠间接得来的认识大不相同，以致郭嵩焘、吴汝纶、梁启超等都交口称自英国归来的严复“中西兼通”。这一学术造诣上的特点，为严复在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回国一年后，严复被李鸿章调至北洋水师学堂，先后任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等职。但从政治上来说，由于洋务派名为新政，实则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方面妥协的本质，李鸿章对严复并不真正予以重用；而与此同时，严复对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也不满意。他不相信李鸿章所举办的洋务事业能救中国，认为他们所谓的“富国强兵”之道，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始终认为，必须从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上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国于富强，免于灭种亡国。因为对洋务派失去信心，严复企图通过“仕宦”之途，依靠封建旧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尽管他深为“仕宦之不达”而感慨万千、牢骚满腹，但还是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两次应试，均以失败告终。他借科举来登上政治舞台，以实现政治抱负的愿望也落空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派苦心经营的自强求富的事业毁于一旦，一个泱泱大国不仅败给了一个蕞尔小国，而且还被迫签订空前的屈辱条约，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列强更加疯狂地侵略中国，新的一轮瓜分殖民地的竞赛在列强之间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救亡图存的问题摆到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面前，同时也给严复带来巨大的心灵创痛，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尝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谁其知之！”在没有政治实力、无法实现其救国主张的情况下，严复采取了以译著的方式来达到警世的目的。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他的一种新的斗争手段。
甲午战争后至戊戌政变前的三年间，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严复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出色的提倡变法自强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在这三年内，他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第一，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先后发表了《论民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四篇重要论文，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其中《原强》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辟韩》则对封建主义专制政治提出了最尖锐、最严厉的抨击。第二是《天演论》的翻译。这是他最负盛名的翻译作品，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第三是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内中主要社论，大半出自严复之手，文风尖锐泼辣。《国闻报》与当时梁启超在上海所办的《时务报》南北响应，风行全国，成为宣传变法维新的重要阵地。
然而，从本质上说，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制约，严复并没有对封建势力彻底绝望，他依然希冀得到朝廷的重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戊戌政变前后，他写了长篇政论《拟上皇帝书》，希望光绪帝效法西方，变革政制。但无情的历史再次将他的希望打得粉碎。在北京，严复亲眼目睹了戊戌政变的过程。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严复离开天津水师学堂，先后任天津开滦煤矿华人总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信译局总办、复旦大学校长、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北京学部（教育部）名词馆总纂等职。但他的精神所寄，仍在于继续维新运动时期提倡西学的工作。在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这十余年中，他主要翻译了如下几部资产阶级著作：亚当斯密：《原富》（1902）、斯宾塞：《群学肄言》（1903）、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甄克斯：《社会通诠》（1904）、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约翰穆勒：《名学》（1905）、耶方斯《名学浅说》（1909）。它们与《天演论》一起，是严复最重要的八部译著。这八种西方学术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此后西学的传播才开始具有明确的理论形式和思想内容。这个时期的严复仍以积极向上的工作，影响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担任了几个月的北京大学校长，但基本上过着衰病闲居的生活。同时，他虽然在所著文章及致亲友的书札中还流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保守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他参加了为袁世凯复辟做鼓吹工作的“筹安会”，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甚至对戊戌变法，也以“轻易猖狂”为由加以否定。在文化方面，他主张尊孔读经，喜读老庄，反对五四运动，走向历史潮流的对立面。1921年，严复病死于故里。
综上，严复的一生，从思想发展脉络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前，是其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时期；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以前即维新运动时期，他是一个出色的资产阶级维新理论家。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戊戌政变至辛亥革命以前，他通过大量翻译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伦理学等方面著作，介绍并提倡“西学”中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在反封建斗争中继续作出贡献。但同时受现实政治的影响，思想逐渐趋于保守；辛亥革命后到他去世之前，他虽仍保持强烈的爱国思想，但政治思想却远远落在时代之后了。严复思想上的曲折变化，既体现出严复本人在社会动荡中思想发展不可避免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
严复的思想成就，主要包含在两类成果中：一是他自撰的政论文章；二是他所翻译的一系列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其中尤以后者为典型。在严复看来，他翻译西方著作的目的，决不在“汽机兵械”及“天算格致”，而是要直探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脉所在，所以，他不仅翻译和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等，还介绍了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这样，严复的翻译，其意义不仅超过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对西方天文水利知识的介绍；同时也超过洋务派、维新派有选择的支离破碎的译书活动。不仅如此，在严复一生所翻译的170多万字的西方著作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内容是他自己撰写的按语，它们或对名物做诠释；或对原书观念做补充与纠正；或对国内外实际问题提出见解，突出地反映着严复的政治倾向，强烈地表现着他的政治态度和主张，体现了严复的爱国热情与思想精华，特别值得重视。
严复具有突出的政治热情。他最主要的著述活动，都可以视为通过文字表现出来的政治斗争方式。这一点，不仅在他的自撰文章中有表现，就是从他所翻译的著作序言、译例、案语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如他在《原富》译事例言中指出：“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故不佞每见斯密之言，于时事有关合者，或于己意有所枨触，辄为案论。丁宁反复，不自学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从他对所译西方著作的取舍中，更能看出他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在他的译著中，只有《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四书是取原书全译的；《群己权界论》及《中国教育议》，只不过是较长篇的论文；《天演论》也只是赫胥黎《进化与伦理》一书的序论与本论两章；至于《穆勒名学》则尚不及原书之半。这种选择反映出，严复一方面要使人们在船坚炮利之外，更多地了解西洋各国之强盛的根本即社会政制思想；另一方面则要将西方学术著作中，他认为最切合中国现实状况者，视其先后缓急和时势之需要而介绍给国人。
第一，主张变法维新。这一认识主要体现于他1895年发表于《直报》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四篇震动一时的政论，以及1898年出版的译著《天演论》中。经过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广泛了解，加上他自己的思考，严复开始对早年信奉的“新政”由模糊的怀疑进而加以明确的否定，认为其结果只能类于“淮桔为枳”，并不能救中国于危急之中。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当前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人们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潮流，采取积极的措施，才有可能保种强国，免于覆亡的危险。“呜呼！观今日之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论世变之亟》）而当时的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局面，依然希望用愚民政策来平息动乱，维持表面上的大一统；用科举制度来牢笼天下，防民造反；用闭关自守的办法来苟延残喘。掌握国家政权的封建顽固派则抱着对外国的成见，一方面狂妄自大，一方面对外国的侵略束手无策，最终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出发，就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强兵之术与民主制度，顺从“浩浩成江河”的天下形势，否则，“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论世变之亟》）。严复用以宣传维新变法的理论工具，最重要者是进化论。通过《天演论》的翻译，严复告诉国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古以来万物适用的公理，如果再盲目自大，不思进取，必将为“天演”公例所淘汰，到那时中华民族将“无以自存，无以遗种”。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严复提出了救国的根本出路：第一是“鼓民力”。因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那么国家要富强，先要人民的体力强健，才可以和外族竞争。因为一切兵战学术都需要强健的体魄。第二是“开民智”。这主要是指学习西方科学方法。中国人让六七岁童子就读高深的哲理，对于开发智慧毫无用处。就是科举、考据、词章、义理、心性之学也非真知识。相反，这些东西严重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造成了锢智慧、滋游手、坏心术等严重后果。因而要废除科举取士的八股制度，设学堂，讲西学，以研究自然、注重实验为主。第三是“新民德”。中国的教育只限于少数士人享受，其他的农工商贾各阶层都没有受良好的教育机会，所以德育根本谈不到。因此，要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代替中国封建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把教育真正普及到大众中间。第四是“立宪政治”。其主要措施包括乡举里选与土著为吏两个方面。所谓乡举里选，就是由民间选出代表来设立议院，决定一切人材的使用，法制的废立都由民意为标准；土著为吏就是地主自治，使一地方的人自己推举代表来管理当地的政治，养成百姓自治的能力。而在这四者之中，以开民智为最重要。只有老老实实从“愈愚”的教育文化工作做起，从全民族的教育即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上着手，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第二，强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在《辟韩》篇中，严复对韩愈的名著《原道》所提出的君主起源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它首先有力地批驳了韩愈宣扬的“圣人”万能论，认为在人类社会初起之时，如果存在“圣人”的话，那么他们都必须是野兽而不是人，否则必然遭到自然界的伤害而夭亡；其次，《辟韩》还批判了韩愈关于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指出，老百姓是从事生产，互通有无，共同生活的，决不是只为了供养国君。君和臣是老百姓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设置的，国君和大臣如果不能实现为民除害的使命，就应该被抛弃，并引用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话，来揭露封建君主“窃国大盗”的本质。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原道》在揭示古代社会国家产生、发展的进程方面，不无理论价值；而对封建君主制的批判，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出现，但严复的论述，是第一次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民约论”思想，对传统政治体制与历史观念的否定，这在当时不啻为震天的惊雷，其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严复之批判封建专制，并不彻底反对君主制，而是有所保留，希望依靠开明君主的力量来推行维新事业，在《救亡决论》中，他就劝光绪皇帝学习先祖康熙“勤苦有用之学，察究外国之事”。这种倾向在他的晚年，由于社会历史背景和阶级地位的缘故，变得尤为突出。
第三，与反对专制相应，严复对民权（民主）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通过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提出西方人民知道政府为人民办事，所以“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原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民是自由的，有权力参预国家大事的决策。他还进一步强调说：“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者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这是他早期翻译《原富》中的一段按语。在翻译《法意》时，这个原则仍没有变。他说：“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他还通过《法意》一书的翻译，集中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学说与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这种“三权分立”的学说，与封建帝王所掌握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根本不相容的，它不仅给欧洲的法国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它被介绍到中国来，无疑也在客观上否定着封建专制的统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给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新的活力。
总而言之，为了抵御外国侵略，为了宣传变法维新，必须找到一些理论武器。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念都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严复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并运用这些理论武器，站在时代前列，对封建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表达了人民救亡图存的愿望。但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根本立场的限制，严复在具体地分析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理论上的折衷与调和。
要维新，只有学西方，这是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共同信念。由此出发，严复高举“西学”旗帜，从学术角度对“旧学”进行了理论批判。他的这一批判工作的显著特点是：在对中学和西学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运用自然科学经验归纳的方法，对“旧学”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旧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等加以全面的否定，同时将西方经济、学术等思想理论大致系统地介绍进来。
第一，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严复认为，中西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因此，中国传统的旧学是“无用”和“无实”的。从逻辑思维的角度来看，旧学之所以无用、无实，是因为它不是从考验事实出发，而是从古书成训的教条出发，不问理之然否而盲目崇信，他认为，旧学所据以进行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是先验的，所以其结论也是错误的。他认为，作为演绎推理出发点的大前提必须是从科学中归纳得出的可靠知识，例如数学中“公论”(即公理)，决不是什么“心成之说”，而是经由“内籀”(归纳法)，研究了个别的、具体的事物而抽出其中的共性所得到的。严复大力宣传自然科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要求从古书成训的传统名教下解放出来，这在理论上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而在实践上则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需要依赖科学去发展工业，并借助于科学去激励自己对前途的信念。
另一方面，严复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与研究又是有所鉴别与选择的，如他赞同斯宾塞关于自然进化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观点，但却不同意其“任天为治”、弱肉强食的消极观念。到了晚年，他的中西文化观有所改变，提出了“拿来主义”的重构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自我更新的方案，他称之为“熔中西为一冶”，“合一炉而之”，主张对儒家思想学说“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这些具有辩证法精神的观点和方法，直到今天仍然给我们以启示，值得借鉴。当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并不全面，更不完全正确，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转向对西学的完全否定，将其概括为“杀人利己，寡廉鲜耻”，转而从“泽被寰区”的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寄托，就充分证明他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并不透彻。但在维新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他的上述认识却对开启思维、转变思想观念，从而推动历史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哲学思想方面，严复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宣传进化论，二是提倡唯物论。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主张进化发展，提倡变法维新，无疑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概念做了根本的否定；与进化论相关的“人定胜天”的认识，也在充实、发挥中国古代哲学积极因素的基础上，具有了更多的唯物主义的倾向。关于对唯物论的阐发，严复则多是结合翻译西方著作时对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梳理而展开的。他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之存亡，系其精气，咸其自己，莫或致亡”，“非人之能为存亡也”。就是说，物之存亡都是它自身的精气所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所说的“道”就是自然，就是以太，“道即自然”。这就坚持了唯物论的基本立场，从而高于康有为等维新派在“以太”问题上的唯心论。基于这一观念，他还明确区分了中国哲学史上所存在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并结合自己的译书工作，对荀况、刘禹锡、柳宗元等唯物论思想家加以推崇，对孟子、韩愈、程朱陆王等唯物心论哲学家的加以贬斥，并引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来佐证唯物论的正确性。
为了推行维新主张，严复还针对清末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提出了“体用为二”的原则。他认为，体与用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开的。“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从理论上看，严复的这种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但在当时，却在反对洋务派名为新政，实则妥协投降的“中体西用”观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积极的思想基础。
但与此同时，严复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不彻底。当他批判唯心论时，又说外力作用决定着事物的发展，从而陷入机械唯物论；当他自觉地表明自己的哲学观点时，又往往回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对立，而以一个超然者自居，采取了中间派的态度，说自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当他尖锐地批判陆、王心学并攻击封建主义的旧学时，他要求人的主观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而当他声言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时，便背弃了这个基本立场，说客观实际虽然存在，但人的主观认识是否最后能够符合于客观实际，那就不是人所能知道的了。所以，尽管他坚持着外物是客观的存在，并且是人的感官意识所由发生的原因，即他所谓“有外因，始生内我”，然而，只要他认可“因果同否，必不可知”，就转向了唯心主义。这表现出严复在反对旧学斗争中的软弱性。
第三，在经济学方面，严复是介绍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经济理论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也是介绍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于《原富》的翻译之中。在翻译这部书时，他加入了多达300余条，共计数万字的按语，系统介绍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根据这些原理，结合中国进步的经济思想，针对当时的现实，批判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经济学说和政策，并对中国经济的改造提出了意见，即全盘接受资本主义并发展工商业。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严复认为必须反对清政府的官办政策及其他经济上的干涉政策，主张“自由平通”，听任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发展工商业的民办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与此相联系，严复反对清政府各种阻碍经济发展的腐朽制度。如他认为不裁减兵额，就不能增强战斗力；不整顿官制，就不能提高行政效率；不增加官俸，就不能禁绝贪污。不仅如此，严复还试图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以从根本上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他反对领事裁判权，反对客卿干政（即帝国主义侵略者干预内政，如赫德担任中国要害部门海关的总税务司），更反对关税协定等等。他还认为，在工业方面，最重要的是“大生财能事”，就是拿最少的工力生产最多的物品，但这决不是减低“庸率”（工资）以求工力的减少，而是应该讲求采用新机器。严复的这些主张，一方面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地位，在经济上求发展的愿望，一方面也体现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侵略的爱国主义情怀。但从他的论述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所借以论证自己观点的论据，有些仍然是从封建经典中借来，有些则不切实际，体现出他思想上的折衷性与软弱性。而他天真乐观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想法，在中国半殖民地化日益显著后，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破产的命运。
第四，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严复对于西方逻辑学最为着意，这就是他所谓“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的科学方法。他在自己的著作及译作中对此均有涉及，还专门翻译了约翰穆勒《名学》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两部逻辑学专著，并撰成逻辑学著作《政治讲义》。严复认为：“诸公知学问之事，往往因所由涂术不同，其得果因而大异”（《政治讲义》）。因此，逻辑学才是西方学术的命脉所在。严复在介绍西方逻辑学的过程中，对归纳和演绎同时进行研究，但从思想观念上看，他更重视归纳法，他翻译的《名学浅说》、《名学》，其侧重点也在讲归纳法的理论与方法，2019-10-09小平逝世新闻如何传遍世界。他的一些按语与著作中，也明显地表露出对归纳法的赞赏：“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内”（《政治讲义》）。1900年起，严复在上海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首开讲习逻辑学之风，以《易》、《春秋》之旨比附逻辑，并运用实证的方法来批评中国传统的心性哲学。“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论之根柢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所介绍的逻辑学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从新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再认识。严复认为，中国的学术尚在混合的阶段，如中国的经学，就包括有哲学、政治、文学、社会风俗等，此在西方古代本亦如是，但如今其哲学已与神学相离，心理学已与哲学相分。故而中国学术是不严密的，不科学的。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国传统经典中的逻辑学因素做了一些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充分肯定。如他十分推崇《易经》，说它是一部数学、力学、逻辑学等学科的综合著作。由此可见，严复依据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论去批判旧学，在当时文化思想领域内，是有贡献的。他开创了近代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明确论述了发展逻辑思维能力，掌握科学的逻辑方法的重要意义；并最早从逻辑方法论角度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了反思，对中西逻辑学说作了比较研究。但当他夸大归纳法，甚至认为依靠归纳法就可找到社会历史的规律性，他在理论上便走向了错误。例如，在谈到历史研究的目的时，他反对把历史的研究归结为考据与辞章，主张“以前事为后事之师”，又认为应该用“最新最善之涂术”去进行研究工作。这一主张与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相较，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从本质上来说，依据这种方法，是不能找到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充其量只能对历史上的某些事实加以排列、分类，或者把某些表面相同的现象设想为“公例”而已。这种理论上不完备性使得严复在运用这些理论解释社会现象与指导实践中屡屡受挫，最后不得不在自己曾激烈批判过的“中学”与极力推崇的“西学”之间寻求一种妥协，从而走向时代的反面。
综上所述，严复以他在哲学、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的广泛著述，有效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及洋务派的新政，同时开启了介绍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新阶段。他的思想成分包含着“黜伪崇真”、“更革心思”的宝贵精神，亦有着提倡民主自由以反对君主专制的改革因素。除此而外，严复在法律、教育、史学诸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些认识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营养，又体现着严复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今天看来，这些看法仍有其学术价值。比如他强调法治以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控制人口增长，注重人口素质，彻底解放妇女，维护思想自由和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绩是巨大的。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仅仅为此搭起了一座便桥，然而这座便桥却开辟了一条通向西方又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崭新道路，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他不愧为一个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然而，他从思想上一开始就以改良主义为宗旨，以“物竞天择，储能择实”为渐变的张本，所以不但不赞成革命派的行动，而且不赞成变法派的政变。他虽然批判洋务派“大抵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但只以天演为“时进之义”，强调“愈愚”为救国之根本。由此可知，严复的变法论实在是很温和的改良主义，而他的君主立宪的主张，甚至比之康梁更缺乏实践的能力与勇气。王蘧常所说“先生之为人，但能坐而言而不能起行者也”（《严几道年谱》42页），深刻地说明了严复在理论认识与实践活动中的特点。
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不能不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否则就难以得出公允的结论。对严复的研究同样如此，我们必须结合晚清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才能对其思想的前后变化及其历史地位与影响做出客观的认识。
严复所处的时代，从政治上看，是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了。这一方面表现为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加快，西方列强开始了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方面表现为洋务派的“新政”，在现实面前以失败告终。从经济上看，由于帝国主义向中国的资本输出，使得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它的发展先天不足，其前途布满着重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酝酿已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以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和领导的戊戌变法为标志，汇集、发展成为一个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第一，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严复以其反对封建专制、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著述与译著，一方面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提醒人们意识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一方面又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告诉人们只要奋发图强，变法维新，就一定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在近代思想界振聋发聩的认识，大大激发了人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专制政治以维护民族利益的热情；开启了一代人的思维，从世界观上重新武装了人们的思维，使他们从此具有了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从而起到了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作用。从当时来看，这些思想为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而从历史的整体观念来看，它们对于其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也不乏积极的影响。
第二，与政治变革相适应，近代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晚清时期“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情况下，严复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满足了渴望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要求，丰富和扩大了中国的文化知识领域。他所介绍的西方逻辑学开我国此类学科研究之先河，对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运用科学方法对陆王心学、佛教禅宗所作的批判，鞭辟入里，从思想上终结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进程；他将中西方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融合的方法与观点，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从理论基础到思维模式的全新框架，为资产阶级世界观体系奠定了基础；他对封建旧学的批判，有着摧陷廓清的作用，对西学的引进与倡导，则有着筚路蓝缕之功。这些给人耳目一新又充满着科学精神的思想，无疑给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仅资产阶级维新派深受其惠，从中找到了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思想武器；就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等人，也从他的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救国的道理，学习到了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因此，应该说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起了划时代作用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述与思想，也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他所介绍的科学知识以及民主政治的思想，固然还不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求和提倡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相比，但终究也不能忽视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启迪及历史影响。
然而，严复丝毫也不能逾越历史所许可的范围，来发挥他的智慧和才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环境，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不能不在他的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这一点限制着严复在近代思想史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资本主义的暂时繁荣已经过去，严酷的现实把严复早年所幻想的资本主义的设想打得粉碎。与维新派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从前以《天演论》为最高原理，可以得出中国必然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到了这时，也认为“因天演之利用，则所存在皆劣，顾劣者终亦不存，而亡国灭种之终效至矣”（《学衡》六期）；他把自己早年所讴歌的资本主义文明，总结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转而回过头去研究传统哲学，认为“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改良主义的立场还使他对十月革命持批评的态度，甚至对封建帝制的复辟也持明显的同情立场。这一思想倾向与他早年的战斗性格截然不同，却又有着一脉相承的必然性。这一点无论从他早年对封建帝制的情感上的留恋中，还是从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中，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直至去世前夕，他还留下遗言说：“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由此可见，严复在运用西方思想武器改变中国现状的愿望无法实现，又发现资本主义也不能解救中国的情况下，必然地选择了向传统文化寻求济世良方的道路。而他的思想发展及其归宿，事实上体现了近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家共有的特点，这深刻地证明：近代中国先进的资产阶级无力完成对封建主义政治与文化的全面、彻底的革命，历史的重任必然地落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的者身上。